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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清朝，衡水人杨寿山让秀才钱子龙写“全聚德”三字做匾，匾做好了发现德字少了一横，钱秀才一句话，杨寿山立刻眉开眼笑。

　　咸丰初年，河北衡水闹饥荒，一片荒凉。冀县杨家寨少年杨寿山，满身补丁，踩着草鞋，含泪拿着母亲给他的半个窝头，一步一回头离开了家。杨寿山最后一次回头，忽然大喊一声:“娘，我一定要坐上八抬大轿回来！”到了京城，十几岁的杨寿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只好在前外兴隆街农福寺庙中落脚。想想一路上吃的苦，他对着寺庙的冷月叹了口气。母亲给的半个窝头，几口就吃完了。他跟着老乡，饿了就拼命喝水，实在撑不住就沿路讨些吃的。衡水到京城，走了十来天，脚掌上满是流血的伤口和老茧。京城马车多，人多，摊位上，摆满了鲜鱼，活鸡，糖葫芦，刚出笼热气腾腾的包子，卖翠花的，卖糖人的，饼铺，布店，鞋店，首饰铺，绸缎庄，人烟辅凑，热闹非凡。一派人间烟火满眼繁华中，自己两手空空，肚子咕咕乱叫，只能在庙里容身。杨寿山一边啃着僧人赠的冷馒头，一边瑟瑟发抖，他又一次下定决心:“一定要混出个样儿来！”杨寿山原打算当个学徒，学点手艺，可四处寻找，无人收留。就当杨寿山在寺庙一筹莫展时，他遇到几个衡水老乡，大家凑了点钱，借给杨寿山。杨寿山开始做小买卖，低价囤些瓜子花生炒蚕豆，顶着寒风在街边叫卖，赚点小钱，勉强糊口度日。杨寿山肯吃苦，头脑灵，在做小买卖的过程中，他看准了另一个市场：鸡鸭买卖。杨寿山说干就干，他用辛苦积攒的一点钱，在前门外大街的三益海鲜店附近，摆了一个专卖生鸡生鸭的小摊。那时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的小摊，三百年后会被国家总理关注。杨寿山每日早出晚归，他买来活鸡活鸭，宰了、退毛、开膛、除去五脏。他的鸡鸭，拾掇得干净，价钱又便宜，童叟无欺，顾客渐渐多了起来。小本生意渐渐有了起色。杨寿山节衣缩食，几年时间，他不仅把还清了衡水老乡的所有外债，还有了盈余，手头积蓄也多了。这时的杨寿山已温饱解决，日子过得惬意起来。但八抬大轿的梦想总是萦绕于心，他开始寻找新的商机。没过多久，机会来了。杨寿山每天到肉市上摆摊售卖鸡鸭，都要经过一间由山西人经营的“德聚全”杂货铺。这铺子生意很差。摆摊的杨寿山，看准了这个店面。他拿出多年积蓄，一番周折，买下了“德聚全”店铺。杨寿山把铺底盘了过来之后，办了一个小猪肉杠，不仅卖生猪肉，也卖烤小猪、烤驴肉，还卖鸡鸭。他给店铺取名“全聚德”，有“聚拢德行”之意。杨寿山还专门找到颇有书法造诣的秀才钱子龙，书写了“全聚德”三个大字，制成金字匾额挂在门楣之上。几天后，有人发现，“德”字少了一横。原来，钱子龙故意少写一笔，寓意大家心上不能安一把刀，要安心干活。杨寿山听了钱子龙德解释，立刻颔首称是——这恰恰说出他的心声:踏实努力，诚实做人。杨寿山的店铺开起来了，但生意不瘟不火。《周易·系辞传》说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。不管个人还是企业，不循规蹈矩，不一味守旧，努力求长远，才会有新的发展。当时，不远处的便宜坊烤鸭生意火爆，供不应求。杨寿山看上了烤鸭这个方向。烤鸭这在元朝就有记载。晚清时，北京城内上自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，都把烤鸭作为一道佳肴。杨寿山深知鸭子的肉质特点，从选鸭子到宰杀、去毛、打气、开膛，杨寿山都称得上行家。可他对烤制方法不得要领，屡试屡败。他四处派人打听烤鸭工序，可老字号的烤鸭方法从不外传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一天，他偶然得知一位专为宫廷做御膳挂炉烤鸭的姓孙师傅，就在东安门大街的金华馆内。他千方百计与其交朋友，经常和孙师傅一起饮酒下棋，拉近两人关系。这位孙师傅曾在清朝宫廷御膳房负责烤鸭、烤猪，后来又先后在宫外东安门大街的金华馆、东海坊掌厨，兼供应清宫和各王府所定制的烤鸭、烤猪。在与孙师傅的密切交往中，杨寿山知道清宫里早有一整套挂炉烤鸭技术，只是秘不外传。于是，杨寿山更加不遗余力地讨好孙师傅，在诚意与重金礼聘下，孙师傅终被杨寿山打动。杨寿山与孙师傅一起，将清宫烤鸭术与杨寿自己的方法结合，取长补短，终于烤出了外焦里嫩，酥香饱满的烤鸭。没多久，“全聚德”烤鸭就名满京师。杨寿山八抬大轿的梦想，终于实现了。解放后，“全聚德”烤鸭经过几百年的沉淀。甚至得到周总理关注，走上国宴的舞台。杨寿山的“全聚德”书写了老一代衡水人背井离乡，白手起家的商业传奇。衡水小城，经济一直落后，但这并不影响她孕育出一代又一代拼搏逐梦，努力拼搏的坚韧儿女。不忘初心，努力拼搏的人，永远值得点赞。